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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没有出来玩的时间，而他妈妈也不允许他出来跟其他孩子们玩。

不练琴的时候，他也是呆在家里跟着妈妈学生字，背古诗。

乔穆的妈妈穆兰不是本地人，她是七十年代初来江西农村插队的上海知青。

这位上海女子的祖父据说解放前在上海是位殷实商人，解放后被打成了资本家，各类运动中带累全家人跟着吃了不少苦头。

比如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资本家的后代，穆家的一对儿女本来按政策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都没留成。

街道办事处的人天天找上门来，说得好听是动员，说得不好听就是要赶你下农村，理由是资本家的孙子孙女更应该要去接受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与锻炼。

于是穆家父母不得已挥泪送别两个孩子，穆兰来了江西，她弟弟穆松去了云南。

穆兰在农村插队三年后招工进了长城机械厂，不用扎根农村一辈子。

对于她幸运的招工进城，有人背地里说没准是跟村干部睡了觉才换来的。

当然究竟是与不是，谁也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这个上海女子身上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含蓄的气派，那气派让人不敢在她面前乱嚼舌头。

她的容貌也说不上多么漂亮，但和厂里一帮女工们站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把她挑出来。

对此，长机厂的人只能定论为：“人家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就是显得跟咱们小地方的人不一样。”

然而彼时她幸运的招工进厂，在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中却成为不幸。

中央的政策开始允许知识青年返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国家安排了工作的知青也不能回城。

她已经在长机厂上班领工资，上海是无论如何回不去了。

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在小城安家。

蹉跎了如花年华后，二十七岁的穆兰最终嫁给丧偶的厂干部乔伟雄，次年生下儿子乔穆，从此儿子就是她的一切。

作为大城市来的女人，穆兰对她的独生子有着非常严格的培养计划。

她的计划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长机一带，是极其超前的。

这一带的父母们彼时根本就没有“培养孩子”

的意识。

计划生育虽然已经在执行了，但生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独生子女还不多，大部分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都有，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金钱去逐一培养。

生下孩子后，只要保证不饿着不冻着他们就行了。

而孩子们在上学前几乎都是放羊般地野生野长，随便他们怎么玩，不哭不闹不打架父母们就不会管。

上学后开始会管一管学习，偶尔也盯着孩子做功课，考试不好就打上两巴掌，这就算是教育孩子了。

像穆兰这样，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就开始让他学电子琴，每天要练琴，还要学生字，背古诗，如此悉心培养实在是长机地区独一份。

穆兰并不是光顾着让儿子学习而不让儿子玩，家里还是买了不少玩具给他玩，她只是不准儿子下楼找厂家属区的孩子们玩。

她嫌那些孩子们太脏太粗鲁，跟他们玩恐有沾染坏习惯的可能。

而且他们说起话来满口乡音侉调，她可是从小就教儿子说标准的普通话，如果让他跟着他们一起玩难免会串了音沾上方言腔，这是她不乐意见到的。

因为穆兰对儿子的悉心培养，所以造就了秦昭昭眼中那一个如此特别的乔穆。

他迥异于厂家属区里所有的孩子，让她觉得他是那么那么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