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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第2页）

宋运辉心想，他和姐姐如果政审时也撒泼一下，会不会姐姐也有了机会？

班级里经常有政治学习会，久经沙场的大哥大姐们不耐烦非把一目了然的报纸文章在会上读一遍的教条主义愚蠢做法，当然就把读报的任务推给最小的宋运辉，辅导员后来顺理成章地偷懒，让宋运辉去校门口拿每天一张的《人民日报》。

宋运辉几乎不会讲普通话，班级读报会就变成大伙儿教宋运辉说普通话的改造大会。

宋运辉有时给笑急了，发誓以后用英语读报给他们听，大家却纷纷起哄说拭目以待，这就把宋运辉逼上梁山，不得不拿出以前自学高中课本的劲头自学英语。

但更多时候，那些大同学唇枪舌剑地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辩论“两个凡是”

，宋运辉只有旁听着发晕，真理不通过实践检验，就像数学公式不通过论证，怎么可能认定它成立呢？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几个字有什么可辩的？他很不理解那些大同学在这句话上面的认真劲儿。

宋运辉从来没想到过他这样的人能有资格阅读并保管《人民日报》，记忆中，《人民日报》是只能出现在校长办公室、街道革委会办公室，而且摆放在报架最高一层的宝物。

他很珍惜这个保存《人民日报》的机会，不管看不看得懂，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将报纸全部看一遍，即使极其枯燥的长篇社论，他也硬着头皮生吞活剥，有时候硬是看没有懂，看完都不知报上说些什么，需得大哥们一个指点，他才能略有头绪。

从报纸上，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了，他并不清楚这届会议有什么要紧，只知道那些大哥大姐一反常态，抢着看报，然后都不需要辅导员组织，他们自己课前课后展开热烈讨论。

从他们的讨论中，宋运辉不仅对政治形势若有所悟，更是渐渐产生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知道怎样把报纸上的新闻理论与自己的生活学习联系在一起。

当然，更多消息则是来自小道，来自那些有背景同学的家信。

宋运辉如饥似渴地在大学里学习着理论知识，同时向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学习社会大学的知识。

但学得的大学知识更多只停留在名词、停留在概念。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宋运辉没钱回家。

但是春节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都浇灭不了他心头刚升起的熊熊烈火，他第一次因此参与了大同学们之间的讨论，也尽快将这一大好消息用信件传达给家里的父母姐姐：中央作出给“地富反坏”

摘帽的决定了。

在信中，他还把与同学讨论后得出的见解也一起写上，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从此可以挺起胸膛做人。

虽然最终的政策落实还没到来，可是，从那一刻起，宋运辉觉得，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做人了，不用再夹着尾巴。

宋运辉看到几个深受其害的大同学喝白酒庆祝，喝得泪流满面抱头疯笑，他没酒量，可感同身受。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他发觉他开始热爱这个世界。

但这个话题在学校里没热多久，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前方打仗，后方全民动员，同仇敌忾。

除了一些老油条同学，很多人写信向前线英雄致敬，宋运辉也不例外。

但他同时做了一个大胆举动。

他听说学校准备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作为附小附中的业余辅导员，向中小学生宣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他很想验证他的五类分子出身是不是真的可以摘去，他主动出击，悄悄找辅导员申请成为业余辅导员的一分子。

为此，他精心准备了厚厚一叠从《人民日报》得来的剪报、笔记和心得体会。

意料之外，虽然据辅导员说，批准他加入的过程比较特殊，一波三折，可是，他最终还是光荣地被批准成为附小业余辅导员。

用大同学的话说，他这个出身不佳的同志，可以拿着尚方宝剑腐蚀祖国的小花骨朵儿们了。

宋运辉非常感激系领导，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满腔热情投入到大学附小业余辅导员的工作中去。

他辅导着附小三、四两个年级的学生，小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他也是第一次让自己的伶牙俐齿正大光明地有了用武之地，无论对小朋友还是老师都很具说服力。

但是，他还是记得那错说一句差点招来终身悔恨的惨痛教训，言多必失，闲时他对小孩子也不多话。

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是个年轻人，喜欢宋运辉的诚恳，邀请他在一个没课的下午去一班听课。

宋运辉去了，坐在课堂最后面，一眼看去全是黑压压的小人头，而他则是正襟危坐一脸大人样。

身边的男孩女孩个个感受他的气场，一齐正襟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