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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2页）

，遂以“圣人”

名之。

而王棣则唏嘘不已，再度追忆起苏大学士，那份拳拳爱护之心值得感怀终生。

到那时，他方晓得，当年在杭州凤凰山“琼节草堂”

的这场对话，苏轼严词吩咐李格非与高俅不得外露任何细节。

这是对王棣的爱护呀，虽说彼时王三郎尚是少年，但因王安石之故，朝野间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敌视王家的，这番言论若被外界获知，王棣定必难承责骂与打压，再难有日后的种种作为。

东坡居士啊，可谓是他王棣一生之师。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是如此奇妙，王棣虽与苏轼谋面未深，但却是将对方当作可信任的长辈，而苏轼也愿意提拔、佑护他。

这种关系，难以名状，可遇而不可求。

苏轼自是极器重王棣之才，不欲明珠蒙尘，殷殷惜才之心上天可鉴，这日草堂应对，也是借李格非这位当世大文人之口宣王棣之才，是以百般“刁难”

，所考校者五花八门，涵盖甚广。

最后考校的是经义。

之所以将经义放在最后，是苏轼知晓王棣这些年私下做的“勾当”

。

数年前在金陵，他便曾就经义考过王棣，彼时对方的应答便每有新意，已是深谙经义之旨妙。

这数年来，二人书信往来，其间亦有经义考答。

首先，王棣的书法日益精进令苏轼咋舌，其字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

很显然，王棣的书法上溯魏晋书风，兼采诸家之长；书风则平和雅正、雍容华美。

这样的书法已是自成一家，假以时日，必成大气候。

惊叹之余，苏轼居然有些气馁，世人言书法卓绝者，举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注1）为最，称本朝书法四大家，所谓“苏黄米蔡”

是也。

然王棣一未冠小子便在书法之道有此造诣，俨然开宗立派，怎不叫他汗颜？

至于经义，毕竟是书信往来，倒是不会涉及太深。

然而他自好友王安礼处得到的另一个信息叫他几近失声：王棣在注释经义，书名叫《四书章句集注》。

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

王家小子的步子，迈的太急了吧。

科举取士，神宗朝以前，进士科考诗赋。

到了神宗时，有的考诗赋，有的考儒家经典，因而出现了所谓“诗赋进士”

和“专经进士”

。

究竟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以经义取士，在神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死啃经书，又有什么好处？争论的结果，是采取了一项折中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

去岁，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苏轼是反对以经义替换诗赋取士的，上《议学校贡举状》称：“……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

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

但，这并非是苏轼不重视经义。

古来读书人，皆明圣贤言。

注解经义，绝对是大工程，非深谙经义者不能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