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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第4页）

医生快速地给他量了血压，问了体温，然后把这些数字快速记在体检表上，然后，快速地说了一声：“行了。”

又一个犯人被带进来了，刘川立即离座走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接受一位男医生的继续检查。

刘川记得那位男医生姓薛，但叫不全名字。

他一走进这间房子男医生就让刘川自己把身上仅剩的一条短裤脱掉，然后一丝不挂地挺直站好，两手向前伸直，手心手背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下；又让他张开嘴巴，看看口腔及牙齿，然后让他放下手臂，自己抬起生殖器让医生查看有无性病；又让他转身自己扒开臀部让医生检查肛门；又做了两个下蹲起立的动作；又弯下腰来检查双手可否触地；又让他躺在一张小床上用手摸肚子，翻眼皮，口中同时不停地讯问：得过什么传染病吗，得过肝炎、肾病、结核、性病、麻疹、低血糖吗……刘川机械地一一回答没有；又检查皮肤，又问：身上有脓疮吗，有疤痕吗，有刺青吗，腹泻吗……等等。

检查完身体，出门穿上衣服。

犯人们重新列队，在筒道里抱起自己的行李，走出楼门，穿过广场，向另一座楼房走去。

刘川知道，他们要去的那座楼房，是天监的一监区，天监的入监教育分监区，就设在一监区里。

连刘川在内，六个犯人成一路纵队，在一名民警押解下，向一监区那边走去。

监狱大院的每一条道路，对刘川来说，都是那么熟悉，虽然他和其他犯人一样，全都低着脑袋，只看自己的脚尖走路，但这里的每个路口，每个岔道，他的心里全都了然有数。

在一个拐弯的三岔路口，押解民警在队伍后面喊了一声：“停下，靠边！”

大家便一齐止步，停了下来。

六个犯人，全低着头，靠马路的一边站着，刘川知道，一定是有管教干警过来了。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颁发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规定：犯人在与管教人员同方向行进或迎面相遇时，应停步靠边让路，在管教人员行过五米后，再继续行进。

在停步的片刻，刘川眼睛的余光不知怎么那么管用，他没有抬头但已经知道，迎面而来的两位管教人员，一位是监狱的狱长助理，另一位就是一监区的民警庞建东。

庞建东显然也看见刘川了，他因此而放慢了脚步。

也许是刘川的样子完全变了，脸颊瘦得厉害，头发乱而无形，完全想象不出他就是当初庞建东在慈宁公墓看到的那个被众人簇拥着的刘川，完全想象不出他就是当初邀请庞建东去万和城吃饭跳舞时那个英俊倜傥的刘川。

庞建东从刘川身边慢慢走过，直到完全确认，这个脸色发黄，身体细瘦，抱着铺盖，在路边低头默立的犯人，就是刘川时，庞建东才仓促地回应了押解民警的寒暄：

“吃饭了吗？”

“还没呢。”

庞建东一步三回头地，跟在狱长助理身后走了。

犯人们这才迈开脚步，继续向前走去。

他们走进了一监区的罪犯出入口，正式的入监程序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第一道程序，是净身。

虽然在刚刚进行的身体检查中，犯人们也被命令脱光了衣服，但那是体检。

现在脱光衣服，才是真正的净身检查。

在监区筒道端头的活动区里，六名新到的犯人排成一列，冲墙蹲下，然后被一个个轮番叫起，命令脱掉衣服，打开行李，大至被褥，小至内裤，全被民警一一抖开检查捏摸。

对现金、首饰、手机、手表等必须由狱方统一保管的物品，都填写了罪犯物品暂扣清单，经本人签字确认后收走。

刘川是在医院被捕的，被捕时身上的衣服口袋里，只有几百块钱。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由于允许给他送生活用品的亲属只有奶奶一人，而奶奶又没法到看守所来，所以他在看守所用的被褥等生活用品，都是用这些钱买的，几百块钱基本花完。

在跟随刘川的档案一起送来的那只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除了刘川的手机和手表外，只有五元四角钱现金，这五元四角现金也正正规规地，给刘川开了一张收据。

净身检查至此结束，刘川在填写了一张被服卡后，得到了一身蓝色囚服和一只塑料脸盆，他在看守所买的那床被褥，都打包由民警一并收走。

换好衣服以后的第二道程序，是剃头。

没有轮到的犯人仍然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刘川是第一个被叫过去的，也是找个墙角蹲着，不围任何盖布，只是往前探着脖子。

给他剃头的是个老犯人，蹲在刘川的对面，用一只很旧的电推子从刘川脑门的正面，直直地推了下去。

那推子很钝，总卡刘川头发，与其说剃，不如说拔，痛得刘川龇牙咧嘴，肌肉紧绷，后背上的汗把内衣都湿透了。

推到一半推子终于彻底不响了，老犯人向管教人员做了报告，管教拿着推子检查了半天，看来确实不能用了。

一个管教到其他监区借推子去了，刘川就探着个阴阳头一直在墙角蹲着，蹲得两腿酸得真想坐下，但又不敢。

半小时后推子来了，好歹把刘川头上剩下的那一半头发推掉了。

这次疼痛难忍的经历几乎让刘川患上了剃头恐惧症，以后很久只要一看到黑色的电推子就紧张得脖子抽筋，后背发麻，起一身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