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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1919年美国波士顿近郊剑桥（第4页）

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

充以短影平仪，均布十二辰，立表，随日影所指辰刻，以验漏水之节。

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时正前后，刻亦不同。

’”

他眉头微皱，用手指循着书上的字迹，继续念道：“袁充素不晓浑天黄道去极之数，苟役私智，变改旧章，其于施用，未为精密。”

把这本《隋书》合上，他又翻开了另一本线装书，喃喃地念道：可这《独醒杂志》上面记载的却是不尽相同。

书上说‘南仲尝谓：古人揆景之法，载之经传杂说者不一，然止皆较景之短长，实与刻漏未尝相应也。

其在豫章为晷景图，以木为规，四分其广而杀其一，状如缺月，书辰刻于其帝为基以荐之，缺上而圆下，南高而北低，当规之中植针以为表，表之两端，一指北极，一指南极，所得揆影与刻漏相应’”

“这袁充是南朝陈国人，入隋之后献了晷仪，可是似乎并不精准。

曾南仲是北宋宣和年间的进士，不知怎得又把这晷仪改得精准了。”

听了陈先生的疑惑，我想起了白牧师往年所教，便鼓起勇气说道：“陈先生，您说的隋代的那个日晷，可能就和这个一样，是地平式的，就是晷面和地面相平，这样影子每一刻走的速度都不一样。

后面宋代的那个是赤道式的日晷，晷面要仰起来，和地球的赤道相平，这样每一刻的晷影速度就相同了，只是春秋分之后要换到晷仪的另一面才有影子。”

那位陈先生没有作声，只是低着头，凝视着晷面上已模糊斑驳的刻度。

半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们二人，轻轻摇头叹道：“大维，我没学过你这些公式。

还是你自己来算吧。”

说完这话，他不再理会我二人，独自慢慢地踱开。

那叫大维的年轻人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介意，笑着赞许道：“你的天文和数学学得不浅嘛，一起切磋一下怎么样？”

这边我和大维趴在晷面上，用手左右划着辅助线，那边厢陈先生一个人在赫尔顿礼拜堂墙下的一片树荫里坐下，聚精会神读起那本《独醒杂志》来。

铜星与晷针顶端的连线似乎正指北方，我就此轨迹推断这应该是正午时分。

大维带着尺子，量了晷针的高度和铜星到晷针底的长度，两相一除，比值恰好是三。

我正愁手边没有三角函数表，可大维却是脱口而出，“应该是71度30分。”

他见我神情惊诧，颇带几分得意地笑笑道：“三角函数表，未必身边总是有，还是背下些要紧的数来得方便。”

知道了那一日正午的日高，我们把波士顿的纬度带入，再减去日高的余角，便得着了23度30分。

看了这数，我们俩几乎是同时喊道：“夏至！”

得知了这天机，大维快步跑到树下，拉起陈先生，兴奋地说道：“表兄，那刻是夏至。”

“夏至？”

陈先生听了后，缓缓地点点头，“白昼至长之日，这么解释永恒倒也有道理。”

我看着时间已是不早，该回去榆园了，便向二人告辞。

临别之时，大家互通了姓名。

大维碰巧又是我所选的一门数学课的助教，便约着几天之后再见。

那大维是日后做了民国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而他的表兄便是三百年来学问第一人的陈寅恪了。

现在想来也真是惭愧，如果说那日是造物主安排我与这两位名门兄弟不期而遇，那这两位日后的成就便无时不让我汗颜了。

学期一旦开始，每日两三门课程上着，焦虑之心也随之平复很多。

到了周末，除去看书、做功课，便是听白牧师和伊莎白给两个小姑娘读书，满心的幸福。

这其间自然少不了给家里去信，禀告父亲自己近况。

而父亲的回信与前几封也是无异，只是说家中都好，无须挂念，一心读书为要。

倒是在十月间，培真的一封来信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他信上先是提到自己经过牢狱之苦，夏秋间数度反思，最终还是决定过了年就再联系来美。

“哈佛我估计怕是上不了了，虽然那里仍牵系着我的梦想。

父亲这些年寓居京中，不愿再出仕，为了支撑着这么大一个家，只靠着写稿、写字，再要为我付那么高的学费，我实在不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