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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8页）

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

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

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

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

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

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

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

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

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

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挺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

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

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想象不出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

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

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

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

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尊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

另外，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

而且，日内瓦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体。

我眼见领圣体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

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

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

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按我所说的条件同意我领圣体，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

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

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

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

，我觉得这真是美不胜言。

于是，我满心激动，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体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

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

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体。

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①，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

然而，尽管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软。

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

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